HENGXIN 恒信法律智库 Legal Intelligence
←  返回法律洞察

行政法 · 规范分析

出口管制违规不准出境的规范构造与程序缺口——以国务院令第 841 号第四条第三款为中心

摘要:《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国务院令第 841 号)第四条第三款授权国务院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对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中国公民决定不准其出境。该款使出口管制与技术进出口管理的执法首次得以在不启动刑事程序的情况下作用于自然人的出境资格,而条文未设法定期间,亦未规定作出决定前听取当事人意见的程序。本文提出三项解释意见:本款的启动不以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刑事裁判为前提,主要理由在于该款的规范目的在于风险的即时阻断;第三款的期间空白在解释论上难以否认有意留白的可能,但立法论上应当配置定期复查或者依申请审查机制;第六条不告知例外的成立不取决于事项所属领域是否属于国家安全,而取决于个案中是否存在具体的、可指明的影响,否则告知原则将被本款自身的适用前提架空。本款项下程序保障的边界,最终取决于该决定的法律性质,而条文对此未予定性。

摘要:《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国务院令第 841 号)第四条第三款授权国务院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对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中国公民决定不准其出境。该款使出口管制与技术进出口管理的执法首次得以在不启动刑事程序的情况下作用于自然人的出境资格,而条文未设法定期间,亦未规定作出决定前听取当事人意见的程序。本文提出三项解释意见:本款的启动不以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刑事裁判为前提,主要理由在于该款的规范目的在于风险的即时阻断;第三款的期间空白在解释论上难以否认有意留白的可能,但立法论上应当配置定期复查或者依申请审查机制;第六条不告知例外的成立不取决于事项所属领域是否属于国家安全,而取决于个案中是否存在具体的、可指明的影响,否则告知原则将被本款自身的适用前提架空。本款项下程序保障的边界,最终取决于该决定的法律性质,而条文对此未予定性。

关键词:出境入境管理;出口管制;不准出境;程序保障;告知义务


一、问题的提出:一项无法定期间、可以不告知的人身自由限制措施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国务院令第 841 号,以下简称“《规定》”)经 2026 年 6 月 29 日国务院第 90 次常务会议通过,于 2026 年 7 月 22 日签署、7 月 31 日公布,自 2026 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全文 19 条[1]。据司法部、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负责人就《规定》答记者问,本次立法按“急用先行”原则,针对加强公民出境安全风险防范、规范外国人入境管理、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三方面问题作出回应[2]。就外界关注度而言,中介服务备案管理与外国人不准入境两项着墨最多。

其中第四条第三款规定:

中国公民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国务院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3]

该款五十六字,在《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项下增加了一种不准出境的事由,其规范意义不止于事由的增加。此前出口管制的法律后果集中于货物、技术与交易本身,由企业承担,表现为不予许可、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直至吊销出口经营资格;涉及自然人出境资格的,须经刑事程序,而刑事程序自有其立案标准、法定期限与救济安排。本款之下,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在不启动刑事程序的情况下,直接对特定自然人的出境资格作出处置。

决定权配置于商务主管部门有其规范来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家出口管制工作协调机制负责组织、指导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工作,统筹协调重大事项;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工作;国家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有关工作[4]。《规定》将不准出境的决定权交予商务主管部门,与该部门在出口管制领域既有的主管地位相衔接。至于“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的“等”字所指,条文未作列举;若循前引第四条的分工结构推想,当指按职责分工参与出口管制工作的部门,但出境决定权是否同样按该分工配置,尚待配套规定明确,本文不作扩张解释。

该措施在程序上另有几点值得注意。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均设有“6 个月至 3 年”的法定期间,第三款未设任何期间,亦未见定期复查或者依申请审查的安排;《规定》第六条以书面告知不准出境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为原则,而以“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为不告知的例外,本款的适用前提本身即为“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两处表述在文字上高度接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六十四条就行政复议终局所列的措施为继续盘问、拘留审查、限制活动范围与遣送出境,并不包含不准出境[5],中国公民被决定不准出境因而不受复议终局的限制,这一点表面上有利于当事人,但其能否兑现取决于当事人是否知悉决定的存在,详见本文第六部分。

这些特征相加,本款所创设的是一项可能长期存续、当事人可能不获告知、且现行法未就其复查作出安排的措施,而决定权配置于行业主管部门。不准出境所限制的是公民的出境自由,属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此类措施的构成要件与程序保障本应明确;而本款条文简短,构成要件与程序设置均留有解释空间,其解释结论直接决定何人可能被纳入、限制可持续多久、以及当事人能否发动救济。

以下依次处理本款的规范定位、构成要件的认定形式、射程与时间效力、法定期间、告知义务、程序保障的边界与体系位置。

二、本款是《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五)项的具体化

(一)官方解读把本款归入第(五)项,这一归类可以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列举中国公民不准出境的六种情形,其中第(二)项为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三)项为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决定不准出境,第(五)项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第(六)项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6]。

官方组织的专家解读对本款的位置已有说明。中国政法大学成协中教授在司法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网站刊出的解读中指出,第十二条第(五)项系一项概括性条款,《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其中一种情形,即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的情形[7]。

(二)以行政法规具体化概括授权条款本属常规,不因第(五)项已有授权而失去必要

本文认同这一定性。就规范目的而言,第(五)项所要防范的是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出境行为,技术外流与违规两用物项出口所侵害者正属此列;该项自 2013 年《出境入境管理法》施行以来长期没有行政法规层面的具体化情形,本次为首次。就立法技术而言,以行政法规为上位法的概括授权条款设定具备明确构成要件的类型化情形,本属常规做法,并不因第(五)项已有授权而失去必要。第(六)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同时为行政法规设定情形留有接口,《规定》在位阶上不缺乏依据。两条路径在结论上并不冲突,无须在二者之间强作取舍。

(三)该定性的意义在于确认位阶正当性,对适用范围的限缩作用有限

既然本款是第(五)项的具体化,其适用即应受“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这一上位表述的约束,“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须能够被涵摄于其中。

这一涵摄并无疑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将国家安全界定为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8]。产业安全与技术安全落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国家其他重大利益”,解释上不存在障碍。

正因涵摄成立,第(五)项这一上位表述对本款适用范围的限缩作用相当有限。它所排除的只是与国家安全和利益全然无关的情形,而本款的构成要件已含“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两者在实际效果上高度重叠。规范定位的意义因而主要在于确认本款的位阶正当性,而不在于为其适用范围另设一道实质门槛。真正需要处理的边界问题,落在构成要件本身与告知义务两处,分见本文第三部分与第六部分。

三、本款的启动不以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刑事裁判为前提

(一)条文只写“违反……规定”,未言认定的形式

本款的构成有两项,一为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二为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3]。后一项写的是“可能危害”,属风险判断而非损害结果要件,文义清楚。须予区分的是,性质上属风险判断,不等于该判断的标准已经明确:可能性达到何种程度方可启动,条文未予规定,这是本文结语所列待明确事项之一。

前一项的表述是“违反……规定”,条文未言是否须以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刑事裁判为前提。解释上存在两种可能:一种认为文本既未设此项要求,主管部门经调查认定存在违反即可启动;另一种认为“违反”的认定仍应以有权机关的认定为据,只是条文未予明言。

(二)争点不在有无前提,而在前提的认定形式

须先辨明一点。谓本款“没有前提”并不准确,“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本身即是前提。争点在于该前提的认定形式,即是否必须凝结为一份生效的处罚决定或者裁判,以下讨论均以此为限。

(三)本款功能在于即时阻断,待处罚或者裁判生效才能启动将使其落空

本文倾向前一种理解,主要理由在于规范目的。本款所要防范的是技术与产业安全上的风险,其功能在于即时阻断。行政处罚程序自立案至决定生效通常需时数月,刑事程序更长;若须待处罚或者裁判生效方可决定不准出境,则在程序进行期间当事人可自由出境,而受控技术一经转移即不可回复,本款的防范功能将大打折扣。此外,出口管制违法的认定权本即在商务主管部门,该部门在调查中形成的认定,与其作出不准出境决定所需的事实基础,在职权上同源,不必另经处罚程序转换。

(四)同条前两款的前提形态本就各异,体系解释只能作辅助印证

体系解释在此处的支撑力有限,须予说明。第四条第一款以已受行政拘留处罚为前提,第二款以经驻外外交机构等核实为前提,第三款则以存在违反规定的情形为前提;三款前提的形态本就各异,第一款是既往的处罚事实,第二款是核实程序,第三款是待认定的事实状态。以“同条之内前两款明定前提而第三款独无”作论据并不严谨,甚至可作相反解读:第一款既以处罚执行完毕之日为期间起算点,可见立法者于本条之内并不排斥以生效处罚为前提的模式。本文的结论因而主要依赖目的解释,前后款的差异仅作辅助印证。

(五)不以生效处罚为形式前提,不等于决定可以没有事实依据

此说不等于主管部门可以无凭据地作出决定。“不以生效处罚为形式前提”与“无须事实依据”是两件事:主管部门仍须有认定存在违反的事实基础,只是该基础不必已经凝结为一份生效的处罚决定或者裁判。既往的约谈记录、责令限期改正通知、现场检查记录等未进入处罚程序的材料,都可能构成这一基础。

同时须承认,上述结论属文义与目的推论,配套规定出台前不宜视为定论。若最终确立此说,本款的启动门槛低于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身份要件,其间的裁量空间如何约束,将成为配套规定需要回答的问题。

四、受控内容的转移不以文件为限,也不以跨境为唯一要件

(一)《出口管制法》第二条的“向外国组织和个人提供”不以跨境为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二条第二款明定,管制物项包括物项相关的技术资料等数据;同条第三款就“出口管制”所下定义含两项并列行为,一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境外转移管制物项,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向外国组织和个人提供管制物项[9]。就文义论,后一行为并未以跨境为要件,人在境内向外国机构提供受控技术,同样落入该法管辖。

(二)《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二条仍以跨境为要件,两法射程并不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二条界定技术进出口时,仍以从境内向境外或者从境外向境内转移为要件[10]。二者射程因而并不完全重合:《出口管制法》的“向外国组织和个人提供”于文义上可及于境内提供,《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则以跨境为限。一项行为究竟落在何者之下,还是两者兼具,须分别判断,不宜混为一谈。

就该条例而言,其第二条明文将技术秘密转让与技术服务列为技术转移的方式,未申请专利的专有技术经由人员提供技术服务给付境外主体,可构成技术出口;若属限制出口技术,依该条例第三十一条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11],主管部门依第三十二条会同国务院科技管理部门审查,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12]。

(三)以人员流动代替文件交付的安排,已被 837 号令第十三条明文禁止

以人员流动承载技术转移的安排,此前长期处于监管的模糊地带。实践中,部分企业采取过“设备出不去就派人出去,图纸不能出口就让工程师到现场口头指导”的变通做法。《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第十三条已明文禁止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转移国家限制出口的同类内容[13];本款则进一步为此类行为配置了作用于个人的法律后果。

由此,本款指向的不只是有形货物的出口经营者,也包括以技术服务、技术指导等形式实际转移受控技术的人员。相应地,合规审查不能止于文件审阅,须及于实际发生的行为。

(四)本款对施行日前行为的适用,条文未设过渡规定

本款所指向的是“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这一行为,而此类行为可能发生于 2026 年 9 月 15 日之前。《规定》未设过渡条款,对施行日前的行为是否适用、如何适用,均未明确。

从文本看,本款所设并非对违规行为的制裁,而是基于既存合规状况对风险作出的预防性处置,其构成要件指向“存在违反规定的情形”这一事实状态,而非行为发生的时点;若采此理解,施行日前发生的违规行为可以构成决定的事实基础。但另一种理解同样可能:不准出境对当事人构成不利处置,依有利于当事人的解释方向,本款不宜适用于施行日前的行为。条文未予明言,本文不作定论,仅指出这是配套规定应当优先回应的事项之一。

五、第三款的期间空白,解释论上难以否认留白有意,立法论上应当配置复查机制

(一)同条前两款均设“6 个月至 3 年”,第三款完全不设期间

第四条第一款就骗取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入境受行政拘留处罚者,规定自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 6 个月至 3 年以内不准出境;第二款就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者,规定自回国之日起 6 个月至 3 年以内不准出境;第三款未设任何期间[3]。

(二)解释论上,留白有其立法理由,不宜径断为疏漏

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所防范的是一般违法的再犯风险,此类风险随时日经过而衰减,故设区间;第三款所防范的是技术与产业安全上的风险,技术一经转移即不可回复,风险不因时日经过而当然消灭。两者性质既然不同,前两款设期间而第三款不设,可以解释为立法者有意作不同安排。以“同条前两款均设期间”作类比,未必能推出第三款的空白系疏漏。就解释论而言,本文不主张将该空白读作立法疏漏。

(三)立法论上,风险的延续性可用定期复查回应,不必以不设期间实现

风险不随时日衰减这一点,并不导向“限制应当无期限存续”。风险是否延续,取决于该项技术是否仍属管制范围、当事人是否仍处于可能实施转移的位置,这些均属可以定期核查的事实。设定期间并于届满前复核,或者允许当事人依申请要求审查,既能回应风险的延续性,又能使限制的存续受到节制。

不准出境系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比例原则要求此类限制在强度与存续时间两方面均受节制。一项没有法定上限、解除与否完全取决于决定机关判断、又无复查机制的措施,在存续时间维度上缺少约束。至于“行政法规不宜自设复查程序、应由上位法规定”一类顾虑,行政法规为其自身创设的措施配置复查程序并不涉及法律保留,此点不构成障碍。

(四)眼下仅第三款无法定上限,解除与否取决于决定机关的判断

无论采何种解释,眼下的状态相同:三款之中仅第三款无法定上限,解除与否取决于决定机关的判断,且尚未见到定期复查或者依申请审查的机制。我们推测,这可能是配套规定会优先处理的事项之一。

六、第六条不告知例外的成立,取决于个案有无具体影响,而非事项所属领域

(一)第六条以书面告知为原则,以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等情形为例外

《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确立告知义务:对依法决定不准出境的人员,决定机关应当及时通知移民管理机构执行,并向当事人书面告知不准出境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的,可以不告知当事人。同条第二款另规定,移民管理机构执行不准出境决定时,应当按照决定机关通知的内容告知当事人[14]。就规范设计而言,告知为原则,不告知为例外。

(二)争点在于能否以“本款所涉即国家安全事项”为由径行不告知

第四条第三款的适用前提为“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第六条例外的表述为“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依前引《国家安全法》第二条的广义界定,产业安全、技术安全难以被排除在国家安全之外[8]。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主管部门能否以本款所涉事项本即国家安全事项为由,对适用本款的情形径行不予告知。若答案为是,则告知在本款项下将成为例外中的例外。

(三)领域归属不足以支撑例外,否则告知原则将被本款自身的适用前提架空

本文认为不能。第六条例外的构成要件不是“事项属于国家安全领域”,而是“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影响”是一个须就个案指明的判断:决定机关应当能够说明告知本身将如何危及国家安全,例如泄露侦查方向、暴露管制清单的具体内容或者暴露线索来源。若仅以事项所属领域论,则凡适用本款者,其适用前提本身即构成不告知的理由,第六条以告知为原则、不告知为例外的设计将被架空。解释不应使一项原则在某一类情形中被其自身的适用前提消解。

须予说明的是,这一看法所解决的是论证结构,不解决个案。适用本款的情形中确实可能存在告知即会危及国家安全的事项,此时依例外不予告知并无不当。本文所反对的,是把“适用本款”与“可以不告知”直接等同,从而免除决定机关就个案说明影响的负担。

(四)例外条款宜从严解释,“等情形”兜底不构成放宽的理由

不告知是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限制,例外条款宜从严解释。第六条但书以“等情形”兜底,例外的入口本不限于国家安全一项;但兜底表述本身不构成放宽解释的理由。相反,兜底越宽,对“影响”具体性的要求越应严格,否则原则与例外在实际适用中的位置将发生倒置。

(五)当事人能否获得告知,直接决定复议与诉讼能否发动

救济路径本身还有一项常见误解需要澄清。如第一部分所述,《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六十四条所列复议终局措施并不包含不准出境,中国公民被决定不准出境不在该条射程之内[5],其救济仍循《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一般路径;对国务院部门所作决定不服的,向该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就机关的确定而言,救济渠道是清楚的。真正的障碍在于当事人是否知悉决定的存在与内容。若依第六条例外未获告知,则复议与诉讼皆无从启动。当事人于口岸受阻而未获书面文书时,可援引第六条第二款要求移民管理机构按决定机关通知的内容告知,据以确定决定机关与依据;查询无果的,还可以考虑以边检机构的执行行为为对象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由被申请人、被告就执行所依据的决定举证。

与此相对,第十二条第(二)项与第(三)项之下,决定机关同时是案件的处理机关,决定嵌于一个当事人通常已知悉的程序之中,救济发动的前提天然具备。民事程序下的限制出境决定,实务中已有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实例,蔡某不服限制出境决定申请复议案即为一例,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复 1 号决定书[15]。

七、本款项下程序保障的边界取决于决定的法律性质,而条文未予定性

第六条所设的是事后告知。作出决定之前是否应当听取当事人意见、当事人有无陈述申辩的权利,《规定》未作规定。对一项可能长期存续的自由限制而言,事前参与较事后告知更具基础性。

这一空缺能否由其他法律填补,取决于该决定的法律性质,而条文对此未予定性。若定性为行政处罚,则《行政处罚法》关于事先告知、陈述申辩与听证的规定即应适用,该法第四十五条明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16];若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则适用《行政强制法》的相应程序规则;若定性为独立类型的资格限制决定,则在配套规定出台之前,其事前程序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本文不在此处对定性作出结论。须指出的是,前引蔡某案所涉民事程序下的限制出境,其程序框架之所以清楚,正因其法律性质与所处程序均无疑义;本款项下的定性空缺,是其程序保障难以确定的根源。

与定性相关的还有明确性。“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这一要件的边界有多宽,直接决定何人可能被纳入;对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而言,明确性是一项独立的要求。本文第四部分主张本款射程较宽,该主张与明确性要求之间存在张力:射程越宽,要件越需具体化。此一问题需另文处理,此处仅予点出。

八、第五条第三款使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与恶意实体清单在出入境环节获得执行出口

《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外国人被列入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恶意实体清单,或者被采取反制和限制措施等,需要依法采取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入境等相关措施的,由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关按照职责实施[17]。

三张清单各有其规范来源。反制清单出自《反外国制裁法》体系;不可靠实体清单出自《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恶意实体清单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八条创设,该条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将推动实施或者参与实施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的外国组织、个人列入清单,并可采取包括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限期出境在内的九类反制和限制措施[18]。835 号令第八条第(一)项本已含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等措施,《规定》则明确由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关按职责实施,使清单效果在出入境环节获得稳定的执行出口。

与第四条第三款并观,《规定》在人员层面同时设置了对外与对内两个方向的措施:对外国人,依清单不准入境;对本国公民,依出口管制与技术进出口管理的合规状况决定不准出境。就 2026 年以来《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国务院令第 83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国务院令第 835 号)、《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国务院令第 837 号)数部行政法规所构筑的法制而言,本令承担的是人员出入境层面的执行职能。

九、结语:三项解释意见与配套规定应当优先处理的事项

就第四条第三款,本文提出三项解释意见。

本款的启动不以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刑事裁判为前提。主要依据在于本款的规范目的在于风险的即时阻断,若须待处罚或者裁判生效方可启动,其防范功能将大打折扣;同条前两款的前提形态本就各异,前后款的差异仅作辅助印证,不宜径以“独无前提”为论据。此说不等于决定可以没有事实依据,未进入处罚程序的检查与整改记录即可构成该依据。

第三款的期间空白,解释论上难以否认留白有意——第三款所防范的风险不因时日经过而衰减,与前两款性质有别;但立法论上仍应当配置定期复查或者依申请审查机制,因为风险是否延续本属可以定期核查的事实,而不准出境系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比例原则要求其在存续时间上受节制。

第六条不告知例外的成立,取决于个案中是否存在具体的、可指明的影响,而非事项所属领域。依《国家安全法》第二条的广义界定,产业安全、技术安全难以被排除在国家安全之外,正因如此,若允许以领域归属径行不予告知,第六条的告知原则将被本款自身的适用前提架空;例外条款宜从严解释,决定机关就个案说明影响的负担不应被免除。

上述三项均系就现行文本所作的解释推论,配套规定出台前不宜视为定论。就配套规定应当优先处理的事项而言,除法定期间与复查机制外,尚有“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中“等”字所指、“可能危害”的认定标准、本款对施行日前行为的适用,以及决定作出前的听取意见程序。其中最后一项与该决定的法律性质相关联,条文未予定性,而定性不同则可适用的程序法亦不同,此点较之前述各项更为基础。就实务而言,在配套规定出台之前,企业宜按射程较宽的一种理解预留余量,并将出口管制合规审查的对象自物项与交易扩展至实际经手技术转移的人员。


注释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841 号,经 2026 年 6 月 29 日国务院第 90 次常务会议通过,2026 年 7 月 22 日签署,2026 年 7 月 31 日公布,自 2026 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全文 19 条。

[2] 《司法部、公安部、国家移民局负责人就〈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答记者问》,司法部网站 2026 年 7 月 31 日发布,https://www.moj.gov.cn/pub/sfbgw/zcjd/202607/t20260731_538117.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26 年 8 月 3 日。该发布件标题采“国家移民局”这一简称,本文正文使用全称“国家移民管理局”。

[3] 同前注 [1],第四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92 号,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布,2024 年 12 月 1 日施行,现行有效,第四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七号,2012 年 6 月 30 日通过,2013 年 7 月 1 日施行,现行有效,第六十四条。该条第一款所列措施为继续盘问、拘留审查、限制活动范围、遣送出境,适用对象为外国人;第二款将其他境外人员对遣送出境不服的情形一并纳入。所列措施均不包含不准出境。

[6] 同前注 [5],第十二条。

[7] 成协中:《〈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专家解读》,国家移民管理局网站,https://www.nia.gov.cn/n741440/n741577/c1793272/content.html ,最后访问日期 2026 年 8 月 3 日;另见司法部网站同题刊文。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 年 7 月 1 日通过并施行,现行有效,第二条。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八号,2020 年 10 月 17 日通过,2020 年 12 月 1 日施行,现行有效,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款。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2001 年 12 月 10 日国务院令第 331 号公布,历经 2011 年国务院令第 588 号、2019 年国务院令第 709 号修订,现行文本为 2020 年 11 月 29 日国务院令第 732 号修订并施行,第二条。

[11] 同前注 [10],第三十一条。

[12] 同前注 [10],第三十二条。该条并规定,限制出口的技术需经有关部门进行保密审查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13]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837 号,2026 年 7 月 1 日施行,第十三条。该条禁止的方式为“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所禁止的后果为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转移国家限制出口的同类内容。

[14] 同前注 [1],第六条第一款、第二款。

[15] 蔡某不服限制出境决定申请复议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复 1 号,2021 年 12 月 25 日。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 年 1 月 22 日修订,2021 年 7 月 15 日施行,现行有效,第四十五条。

[17] 同前注 [1],第五条第三款。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835 号,2026 年 4 月 7 日公布并施行,现行有效,第八条,尤其第(一)项。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自 2026 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本文就条文所作分析不构成针对特定事项的法律意见,具体适用须结合个案事实与后续配套规定。

作者与团队 · Author & Team

  • 李睿 Li Rui
    李睿Li Rui德恒深圳合伙人 · 德恒深圳恒信律师团队(本文作者)融资租赁与商事金融争议、投融资争议解决、跨境执行、刑事辩护
  • 肖黄鹤 Xiao Huanghe
    肖黄鹤Xiao Huanghe德恒全球合伙人内地与香港跨法域交易、跨境争议解决与判决执行、涉港数据跨境合规
  • 林博 Lin Bo
    林博Lin Bo德恒深圳合伙人商事交易安排、公司相关争议解决
  • 邓兆文 Deng Zhaowen
    邓兆文Deng Zhaowen香港执业律师 · 德恒深圳大湾区执业律师普通法、涉港执行与争议解决
  • 苏影彤 Su Yingtong
    苏影彤Su Yingtong德恒深圳执业律师刑事辩护、投融资争议解决
←  Back to insights

Administrative law · Doctrinal analysis

Exit Bans for Export Control Violations: Normative Structure and Procedural Gaps

Abstract: Article 4(3)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State Council Order No. 841) authorises the competent commerce department and other competent departments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to bar a Chinese citizen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 where that citizen has violated provisions on export control or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echnology import and export and may endanger national industrial or technological security. The provision enables, for the first time, enforcement in the export control field to reach a natural person's ability to leave China without any criminal process, yet it prescribes no statutory duration and no procedure for hearing the person concerned before a decision is taken. This article advances three interpretive positions. First, the provision does not require a final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 or criminal judgment as a precondition; the principal ground is its regulatory purpose of immediate interdiction. Second, the absence of a statutory period cannot readily be dismissed as an oversight as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but a mechanism for periodic or application-based review should be provided as a matter of legislative policy. Third, the exception to the notification duty under Article 6 turns not on whether the subject matter belongs to the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but on whether a concrete, identifiable effect exists in the individual case; otherwise the principle of notification would be displaced by the very precondition for applying Article 4(3). The outer limits of procedural protection under this provision ultimately depend on the legal character of the decision, which the text does not settle.

Abstract: Article 4(3)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State Council Order No. 841) authorises the competent commerce department and other competent departments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to bar a Chinese citizen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 where that citizen has violated provisions on export control or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echnology import and export and may endanger national industrial or technological security. The provision enables, for the first time, enforcement in the export control field to reach a natural person's ability to leave China without any criminal process, yet it prescribes no statutory duration and no procedure for hearing the person concerned before a decision is taken. This article advances three interpretive positions. First, the provision does not require a final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 or criminal judgment as a precondition; the principal ground is its regulatory purpose of immediate interdiction. Second, the absence of a statutory period cannot readily be dismissed as an oversight as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but a mechanism for periodic or application-based review should be provided as a matter of legislative policy. Third, the exception to the notification duty under Article 6 turns not on whether the subject matter belongs to the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but on whether a concrete, identifiable effect exists in the individual case; otherwise the principle of notification would be displaced by the very precondition for applying Article 4(3). The outer limits of procedural protection under this provision ultimately depend on the legal character of the decision, which the text does not settle.

Keywords: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export control; technology import and export; exit ban; procedural protection


1. Framing the question: a restriction on personal liberty with no statutory duration and no assured notification

Order No. 841 was adopted at the 90th executive meeting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29 June 2026, signed on 22 July 2026, published on 31 July 2026, and takes effect on 15 September 2026. It comprises nineteen articles. At the accompanying press briefing, officials described the legislation as responding, on an "urgent needs first" basis, to three matters: exit safety risk prevention for Chinese citizens, entry administration for foreign nationals, and regulation of exit and entry intermediary services. Public attention has concentrated on intermediary filing requirements and on grounds for refusing entry to foreign nationals.

Article 4(3) provides:

Where a Chinese citizen violates provisions on export control or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echnology import and export, and may endanger national industrial security or technological security, the competent commerce department or other competent departments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may decide to bar that citizen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vision is not confined to the addition of one further ground for an exit ban under Article 12 of the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Law. Until now,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export control violations attached to goods, technology and transactions and were borne by the enterprise; where a natural person's ability to leave was at stake, criminal proceedings were required, and those proceedings carry their own thresholds, statutory time limits and remedies. Under Article 4(3), a sectoral regulator may act directly on a specific individual's ability to leave without initiating any criminal process.

The allocation of the decision to the commerce authorities has a normative basis. Article 4 of the Regulations on Export Control of Dual-Use Items (State Council Order No. 792) provides that the national export contro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rganises and guides export control work for dual-use items and coordinates major matters; that the competent commerce department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is responsible for such work; and that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related work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Order No. 841 thus places the decision with the department that already holds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n the field. As to what "and other competent departments" encompasses, the text does not enumerate; reasoning from the allocation of functions in Article 4 of Order No. 792, it presumably refers to departments participating in export control work according to their functions, but whether the exit-ban power follows the same allocation awaits implementing rules, and no expansive reading is adopted here.

Several procedural features deserve notice. Article 4(1) and 4(2) each prescribe a statutory period of six months to three years; Article 4(3) prescribes no period at all, and no mechanism for periodic review or review upon application is apparent. Article 6 makes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the facts, reasons, basis and available remedies the rule, subject to an exception where national security or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may be affected"; the precondition for applying Article 4(3) is itself the possibility of endangering national industrial or technological security, so the two formulations are textually close. Article 64 of the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Law, which makes an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decision final, lists continued interrogation, detention for investigation, restriction of movement and repatriation, and does not include exit bans; a Chinese citizen subject to an exit ban is accordingly not caught by the finality rule. That last feature appears favourable to the individual, but whether it can be realised depends on whether the individual learns that a decision exists.

Taken together, Article 4(3) creates a measure that may persist indefinitely, of which the person concerned may never be notified, and for which current law provides no review, with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vested in a sectoral regulator. What an exit ban restricts is the freedom to leave the country, and thus personal liberty; for such measures, the elements and the procedural safeguards ought to be clear. The provision is short, and both its elements and its procedural design leave room for interpretation, with the interpretive outcome determining who may be caught, how long the restriction may last, and whether the person concerned can seek any remedy.

2. The provision is a concretisation of Article 12(5) of the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Law

Article 12 of the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Law lists six grounds on which a Chinese citizen is not permitted to leave the country, including sub-paragraph (2) (persons serving an unexecuted criminal sentence, or defendants or suspects in criminal cases), sub-paragraph (3) (unresolved civil cases, where a court so decides), sub-paragraph (5) (persons who may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ests, where a competent department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so decides), and sub-paragraph (6) (other circumstances provided by law 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An expert commentary organised by the authorities addresses the placement of Article 4(3): Professor Cheng Xiezhong of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writing on the websites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the National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states that Article 12(5) is a general clause and that Order No. 841 gives concrete form, at the level of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to one of the circumstances falling within it, namely violations of export control and technology import and export rules.

This characterisation is well founded. In terms of regulatory purpose, what Article 12(5) guards against is departure that may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ests, and technology outflow and unlicensed dual-use exports fall squarely within that description; since the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Law took effect in 2013, no circumstance under that sub-paragraph had been given concrete form at the level of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and this is the first instance. In terms of legislative technique, using a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to establish a typified circumstance with defined elements under a general enabling clause of a superior statute is conventional, and does not become unnecessary merely because the sub-paragraph already contains an authorisation. Sub-paragraph (6) simultaneously leaves an interface f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to establish further circumstances, so Order No. 841 is not short of a basis in the hierarchy of norms. The two routes do not conflict in result, and no forced choice between them is required.

The characterisation does, however, carry a consequence for scope: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4(3) should be constrained by the superior formulation "may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ests", which requires that "national industrial security or technological security" be capable of subsumption within it. That subsumption is not in doubt. Article 2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defines national security as a state in which the national regime, sovereignty, un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other major national interests are relatively free from danger and fr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reat, together with the capacity to maintain that state. Industri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ical security fall within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other major national interests" without interpretive difficulty.

Precisely because the subsumption holds, the constraining effect of Article 12(5) on the scope of Article 4(3) is modest. It excludes only circumstances wholly un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ests, whereas the elements of Article 4(3) already in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endangering national industrial or technological security; the two overlap substantially in practical effec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ormative characterisation therefore lies principally in confirming the provision's place in the hierarchy of norms rather than in erecting a further substantive threshold. The boundary questions that genuinely require resolution lie in the elements themselves and in the notification duty, addressed in sections 3 and 6 below.

3. The provision does not require a final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 or criminal judgment as a precondition

Article 4(3) has two elements: a violation of provisions on export control or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echnology import and export, and the possibility of endangering national industrial or technological security. The second is expressed as a possibility of endangerment, and is thus a risk assessment rather than an element of resulting harm; the text is clear on this point. A distinction should be drawn, however, between the character of the assessment and the clarity of its standard: how great a possibility suffices to trigger the provision is not addressed in the text, and this remains one of the matters requiring clarification.

As to the first element, the text says only "violates … provisions", without indicating whether a final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 or criminal judgment is required. Two readings are possible: that, the text having imposed no such requirement,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 may proceed once it has found a violation upon investigation; or that a finding of "violation" must still rest on a determination by an authority with competence, the text simply being silent.

A preliminary clarification is necessary. To say that Article 4(3) has "no precondition" would be inaccurate: a viol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s itself the precondition. What is in issue is the form in which that precondition must be established, that is, whether it must have crystallised into a final penalty decision or judgment.

The first reading is preferable, principally on grounds of regulatory purpose. What the provision guards against is risk to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security, and its function is immediate interdiction. Administrative penalty proceedings ordinarily take some months from initiation to a final decision, and criminal proceedings longer; if a decision to bar departure could be taken only once a penalty or judgment had become final, the person concerned would be free to leave while those proceedings ran, and since controlled technology once transferred cannot be recalled, the preventive function of the provision would be substantially defeated. Moreover, competence to find export control violations already rests with the commerce authorities; the findings made by that department in the course of investigation and the factual basis required for its exit-ban decision are cognate in terms of jurisdiction, and need not be converted through penalty proceedings.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fers only limited support here, and this should be acknowledged. Article 4(1) presupposes an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penalty already imposed; Article 4(2) presupposes verification through diplomatic missions; Article 4(3) presupposes a state of affairs in which a violation exists. The forms of the three preconditions differ in kind: the first is a past penalty, the second a verification procedure, the third a fact yet to be determined. To argue from the premise that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specify preconditions and the third alone does not" is therefore imprecise, and the contrary inference is available: since Article 4(1) takes completion of the penal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its period, the legislature evidently does not exclude, within this very article, a model predicated on a final penalty. The conclusion here accordingly rests mainly on purposive interpretation,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ragraphs serving only as supporting confirmation.

Nor does this reading mean that a decision may be taken without evidential foundation. "Not requiring a final penalty as a matter of form" and "not requiring a factual basis" are distinct propositions: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 must still have a factual basis for finding that a violation exists, though that basis need not have crystallised into a final penalty decision or judgment. Past interview records, orders to rectify within a time limit and on-site inspection records that never entered penalty proceedings may all constitute such a basis.

It should equally be acknowledged that the foregoing is an inference from text and purpose, and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settled before implementing rules are issued. If the reading is ultimately adopted, the threshold for triggering Article 4(3) is lower than the status-based element of Article 12(2), and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resulting discretion is to be constrained becomes one for the implementing rules to answer.

4. The transfer of controlled content is not limited to documents, nor is a border crossing the sole element

Article 2(2) of the Export Control Law provides that controlled items include technical data related to those items. Article 2(3) defines export control as covering two parallel acts: transferring controlled items from within China to outside China, and Chinese citizens, legal persons and unincorporated organisations providing controlled items to foreign organisations or individuals. On its terms, the second act does not require a border crossing: a person within China who provides controlled technology to a foreign institution falls within the statute.

Article 2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echnology Import and Export, by contrast, still defines technology import and export by reference to transfer from within China to outside China, or vice versa. The reach of the two instruments therefore does not coincide: the Export Control Law's "providing to foreign organisations or individuals" may on its terms extend to provision within China, whereas the Regulations are confined to cross-border transfer. Whether a given act falls under one, or both, must be assessed separately.

As to the Regulations, Article 2 expressly lists the assignment of trade secrets and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services as mean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so unpatented proprietary know-how delivered to an overseas entity through personnel providing technical services may constitute a technology export; where the technology is subject to export restrictions, an application must be filed with the competent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department under Article 31, and under Article 32 that department, jointly with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and decides within thirty working days.

Arrangements that carry technology transfer through the movement of people long occupied a grey area. In practice, some enterprises have adopted workarounds along the lines of "if the equipment cannot go out, send the people; if the drawings cannot be exported, have the engineer give instructions on site". Article 13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Outbound Investment now expressly prohibits transferring prohibited goods, technology, services and related data, or transferring restricted equivalents without a licence, by means of cross-border secondment of technical personnel, organising personnel to work in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providing cross-border technical guidance, or arranging cross-border training. Article 4(3) attaches consequences to such conduct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Article 4(3) therefore reaches not only exporters of tangible goods but also personnel who in fact transfer controlled technology in the form of technical services or technical guidance. Compliance review cannot stop at documentary examination; it must extend to conduct as it actually occurred.

5. Application to conduct occurring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is not addressed by the text

What Article 4(3) addresses is conduct, and such conduct may have occurred before 15 September 2026. Order No. 841 contains no transitional provision, and whether and how the provision applies to conduct preceding the effective date is not specified.

On the text, what the provision establishes is not a sanction for past violations but a preventive response to risk based on an existing compliance position, its elements being directed at the state of affairs in which a violation exists rather than at the timing of the conduct; on that reading, violations occurring before the effective date may constitute the factual basis for a decision. An alternative reading is equally available: an exit ban is an adverse measure for the person concerned, and on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favouring the individual the provision should not be applied to pre-effective conduct. The text is silent; no conclusion is offered here beyond noting that this is among the matters implementing rules should address as a priority.

6. The absence of a statutory period: not readily an oversight as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but review should be provided as a matter of legislative policy

Article 4(1) prescribes, for those subject to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for fraudulently obtaining exit and entry documents or for unlawful exit or entry, a period of six months to three years from completion of the penalty; Article 4(2) prescribes, for those engaging in unlawful or criminal activity abroad and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ests, a period of six months to three years from return to China; Article 4(3) prescribes no period at all.

As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deliberate omission cannot readily be ruled out. What Article 4(1) and 4(2) guard against is the risk of repeat violation, which attenuate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hence the fixed range; what Article 4(3) guards against is technology outflow, which once effected cannot be recalled, so that the risk does not necessarily dissipate over time. Given that difference in character, the fact that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set periods while the third does not may be read as a deliberate distinction, and an analogy drawn from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both set periods" does not necessarily establish that the omission in the third is an oversight.

As a matter of legislative policy, a review mechanism should nonetheless be provided. That risk does not attenuate with time does not entail that a restriction should subsist indefinitely. Whether the risk continues depends on whether the technology remains within the scope of control and whether the person concerned remains in a position to effect a transfer; both are facts capable of periodic verification. Setting a period with review before its expiry, or permitting the person concerned to apply for review, would answer the continuing nature of the risk while subjecting the duration of the restriction to constraint. An exit ban restricts personal liberty,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requires that such restrictions be constrained in both intensity and duration; a measure with no statutory maximum, whose lifting depends entirely on the judgment of the deciding authority, and for which no review exists, lacks constraint along the temporal dimension. The objection that a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should not establish its own review procedure, such matters being reserved to superior legislation, is not persuasive: providing a review procedure for a measure the regulation itself creates does not engage the reservation of legislative power.

Whichever reading is adopted, the present position is the same: of the three paragraphs, only the third lacks a statutory maximum, its lifting turns on the deciding authority's judgment, and no mechanism for periodic or application-based review has appeared. This is likely to be among the matters implementing rules address first.

7. The Article 6 exception turns on a concrete effect in the individual case, not on the field to which the matter belongs

Article 6(1) establishes the notification duty: for a person lawfully barred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 the deciding authority is to notify the immigration authority for enforcement in a timely manner and to inform the person in writing of the facts, reasons, basis and available remedies; where national security or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may be affected, the person need not be informed. Article 6(2) further provides that, when enforcing an exit-ban decision, the immigration authority is to inform the person concer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ent notified by the deciding authority. As a matter of regulatory design, notification is the rule and non-notification the exception.

The precondition for applying Article 4(3) is the possibility of endangering national industrial or technological security; the Article 6 exception is framed in term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On the broad definition in Article 2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noted above,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security can hardly be excluded from national security. The question that arises is whether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 may decline to notify simply on the ground that the matter is, by its field, a national security matter. Were the answer yes, notification under this provision would become the exception to an exception.

It should not be. The element in Article 6 is not that "the matter belongs to the field of national security" but that national security "may be affected". An effect is a judgment requiring identification in the individual case: the deciding authority should be able to explain how notification itself would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for instance by revealing the direction of an investigation, disclosing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a control list, or exposing the source of a lead. If the field to which the matter belongs were sufficient, then for every application of Article 4(3) the precondition for applying it would itself supply the ground for non-notification, and the design of Article 6, with notification as the rule and non-notification as the exception, would be displaced. An interpretation should not allow a principle to be dissolved, in a whole class of cases, by the very precondition for its application.

This position addresses the structure of the argument, not the individual case. Among cases to which Article 4(3) applies there will indeed be matters in which notification would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withholding notification under the exception is then unobjectionable. What is resisted is the equation of "the provision applies" with "notification may be withheld", which would relieve the deciding authority of the burden of identifying an effect in the particular case.

Non-notification restricts the procedural rights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and the exception should be construed strictly. The proviso in Article 6 closes with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so the exception is not confined to national security; but a catch-all formulation is not itself a reason for a broader construction. If anything, the broader the catch-all, the stricter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effect be concrete, failing which the positions of rule and exception would be inverted in practice.

On remedies, a common misconception should be dispelled. As noted in section 1, the measures for which Article 64 of the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Law makes reconsideration final do not include exit bans, and a Chinese citizen subject to an exit ban falls outside that article, retaining the ordinary avenues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Law and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reconsideration of a decision by a State Council department is sought from that department,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ies before a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Identifying the authority is thus straightforward. The real obstacle is whether the person concerned knows of the existence and content of the decision. Where notification is withheld under the Article 6 exception, neither reconsideration nor litigation can be commenced. Where a person is stopped at the border without receiving a written document, Article 6(2) may be invoked to require the immigration authority to inform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ent notified by the deciding authority, so as to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and the basis; where enquiries yield nothing, consideration may be given to seeking reconsideration of, or bringing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enforcement act of the border inspection authority, placing on the respondent or defendant the burden of adducing the decision on which enforcement rested.

By contrast, under Article 12(2) and 12(3) the deciding authority is also the authority handling the case, the decision is embedded in a procedure of which the person is ordinarily aware, and the precondition for seeking a remedy is inherently satisfied. In respect of exit bans decided in civil proceedings, applications for reconsideration to a higher people's court are attested in practice; Cai v. (application for reconsideration of an exit-ban decision) is one instance, in which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sued its decision (2021) Zui Gao Fa Min Fu No. 1 on 25 December 2021.

8. The outer limits of procedural protection depend on the legal character of the decision, which the text does not settle

What Article 6 provides is notification after the event. Whether the person concerned should be heard before a decision is taken, and whether a right to present a defence exists, are not addressed. For a restriction on liberty that may subsist indefinitely, participation before the event is more fundamental than notification after it.

Whether this gap can be filled by other legislation depends on the legal character of the decision, on which the text is silent. If it is characterised as an administrative penalty, the provisio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Law on prior notification, the presentation of a defence and hearings would apply; Article 45 of that Law provides that a party has the right to make statements and present a defence,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must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party's views, and that it must review the facts, reasons and evidence the party puts forward. If it is characterised as an administrative compulsory measure, the procedural rul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mpulsion Law would apply. If it is characterised as a sui generis restriction of status, then until implementing rules are issued the pre-decision procedure has no legal basis at all.

No conclusion on characterisation is offered here. It bears noting that the procedural framework applicable to the exit ban in the Cai case cited above is clear precisely because both its legal character and the procedure in which it arose were beyond doubt; the absence of characterisation under Article 4(3) is the source of the uncertainty surrounding its procedural protection.

Related to characterisation is the requirement of clarity. How broadly the element "may endanger national industrial security or technological security" extends determines directly who may be caught, and for measures restricting personal liberty clarity is an independent requirement. The position taken in section 4, that the provision has a comparatively broad reach, stands in tension with that requirement: the broader the reach, the greater the need for the element to be given concrete content. That question requires separate treatment and is noted here only.

9. Systemic position: Article 5(3) gives the three lists an enforcement outlet at the border

Article 5(3) provides that where a foreign national has been placed on a countermeasure list, an unreliable entity list or a malicious entity list, or has been subjected to countermeasures or restrictive measures, and measures such as refusal to issue exit or entry documents or refusal of entry are required by law, the immigration authority and the visa authority are to implement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Each list has its own normative source. The countermeasure list derives from the framework of the Anti-Foreign Sanctions Law; the unreliable entity list from the Provisions on the Unreliable Entity List; and the malicious entity list is created by Article 8 of the Regulations on Countering Unwarranted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Foreign Legislation (State Council Order No. 835), which authorises departments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to place on the list foreign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that promote or participat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warranted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and to adopt nine categories of countermeasures and restrictive measures, including refusal to issue visas, refusal of entry, cancellation of visas and ordered departure within a time limit. Article 8(1) of Order No. 835 already contained measures such as refusal to issue visas and refusal of entry; Order No. 841 specifies that they are to be implemented by the immigration and visa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their functions, giving the effects of the lists a stable enforcement outlet at the border.

Read alongside Article 4(3), Order No. 841 establishes measures running in both directions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s: as against foreign nationals, refusal of entry pursuant to the lists; as against Chinese citizens, an exit ban based on their compliance position under export control and technology import and export rules. Within the body of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built up since 2026,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Supply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Security (Order No. 834), the Regulations on Countering Unwarranted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Foreign Legislation (Order No. 835)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Outbound Investment (Order No. 837), Order No. 841 performs the enforcement function at the level of the movement of persons.

10. Conclusion: three interpretive positions, and the matters implementing rules should address first

Three positions have been advanced in respect of Article 4(3).

The provision does not require a final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ecision or criminal judgment as a precondition. The principal ground is its regulatory purpose of immediate interdiction: were a final penalty or judgment required, the preventive function would be substantially defeated. The differing forms of precondition across the three paragraphs mean that the argument from "the third alone has no precondition" should serve only as supporting confirmation. The position does not imply that a decision may rest on no factual basis; inspection and rectification records that never entered penalty proceedings may supply that basis.

The absence of a statutory period cannot readily be treated as an oversight as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since the risk against which the third paragraph guards does not attenuate with time and so differs in character from the first two. As a matter of legislative policy, however, a mechanism for periodic or application-based review should be provided, because whether the risk continues is a fact capable of verification, and because an exit ban restricts personal liberty and proportionality requires that its duration be constrained.

The exception to notification under Article 6 turns on whether a concrete, identifiable effect exists in the individual case, and not on the field to which the matter belongs. On the broad definition in Article 2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security can hardly be excluded from national security; precisely for that reason, permitting non-not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field alone would allow the notification principle to be displaced by the very precondition for applying Article 4(3). The exception should be construed strictly, and the deciding authority's burden of identifying an effect in the particular case should not be relieved.

All three are inferences drawn from the text as it stands and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settled before implementing rules are issued. Beyond the statutory period and a review mechanism, the matters implementing rules should address first include the reference of "and other competent departments", the standard for finding that endangerment "may" occu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vision to conduct preceding the effective date, and the procedure for hearing the person concerned before a decision is taken. The last of these is bound up with the legal character of the decision, which the text does not settle and on which the applicable procedural legislation depends; it is accordingly more fundamental than the others. For enterprises, pending implementing rules, the prudent course is to allow margin on the broader reading of the provision's reach, and to extend the subject of export control compliance review from goods and transactions to the personnel who in fact handle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take effect on 15 September 2026.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text of the provisions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legal advice on any specific matter; application in any given case depends on the facts and on implementing rules yet to be issued.

Author & Team

  • 李睿 Li Rui
    Li RuiPartner, DeHeng Shenzhen · DeHeng Shenzhen Hengxin Legal Team (author)Finance-lease and commercial-finance dispute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disputes, cross-border enforcement, criminal defence
  • 肖黄鹤 Xiao Huanghe
    Xiao HuangheGlobal Partner, DeHengMainland–Hong Kong transactions, cross-border dispute resolution and enforcement, Hong Kong-related data compliance
  • 林博 Lin Bo
    Lin BoPartner, DeHeng ShenzhenCommercial transaction structuring and corporate disputes
  • 邓兆文 Deng Zhaowen
    Deng ZhaowenPractising Solicitor (HK) · GBA Lawyer, DeHeng ShenzhenCommon law, Hong Kong-related enforcement and disputes
  • 苏影彤 Su Yingtong
    Su YingtongPractising Lawyer, DeHeng ShenzhenCriminal defenc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disputes

— Contact

一桩涉外刑事案件,或一份缺席判决在域外的刑事司法协助与追赃前景,
想先听一个独立的专业判断?
A cross-border criminal matter, or the prospects for cross-border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and asset recovery based on a judgment in absentia —
and you want an independent read first?